《中国文学史》是一本由钱穆 讲述 / 叶龙
记录整理著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4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959年7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近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全书32篇: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个版的规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学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整部文稿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万字。
新见解: 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因为即兴,钱穆先生许多犹如神来之笔的绝妙论断,都留了下来。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它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也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在他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新考证: 对文学史公案发言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讲错的地方,钱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与补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传弟子说:苏李河梁《赠别诗》和《古诗十九首》是西汉时所作。这是文学上的大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钱穆认为其说甚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启超则认为上述五言诗均系东汉末年所出,钱穆赞成梁说,还提供了自己考据得来的有力论证。
《尚书》的真伪也是文学史上一桩公案,钱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尚书》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而虞书、夏书、殷书,均有可疑之处。
最有趣的是,钱穆指出司马迁讲到《离骚》时,因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错,导致屈原自杀的地点从湘流变成常流。近日我重读《中国文学史》,觉得钱师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叶龙笑言。
新创识: 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翻看《中国文学史》讲稿,就能发现,钱穆虽然按照时间顺序一路讲下来,但某些章节的厚此薄彼,明显透露出他的倾向性。
最典型的是对建安文学不吝笔墨。钱穆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叶龙说,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是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创见。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穆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精点评: 字字珠玑活灵活现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著,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就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记者阅读书稿,并不觉得在读学术著作,倒像读散文。钱穆口才极好,他讲《中国文学史》行云流水,评名家,说经典,字字珠玑;又绝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引史料,看全球,上下五千年信手拈来,把一部文学史讲得像波澜壮阔的史诗。
他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叶龙告诉记者,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大视野: 从史学角度讲文学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叶龙告诉记者,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他更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他认为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与此同时,那些生于忧患的新文体,五言古诗起于晚汉,词起于晚唐,白话语录起于晚宋,剧曲起于金元之际,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书特书。
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肯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至于《红楼梦》,钱穆的评价是有感慨,无寄托,同样是以史衡量,清代中叶以后,渐渐死于安乐,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安乐中垂死之象。
当然,钱穆述文学史的标尺远非上述两点。在史和人的标准之外,他强调生命观,强调纯真与自然。他说文学是生命,如司马迁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文学又是时代的,如《孔雀东南飞》小生命在大时代的陨落。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一):私人订制文学宝库的旅游攻略

一个没入过大学门的人,后来能在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当教授,没有点真本事,怕说不过去。

我们没有赶上听钱穆讲课,但今天有机会能看到他讲的文学史,也可以零距离感受他的才华。

多元化的宽松氛围,我们有幸接触到了钱教授这本有点另类的中国文学史。难得啊,若与中文系的通用教材相比,这本中国文学史显然多了不同的色彩,那就是:个性、个人观点,个人的感悟。

当然了,通用教材,有通用教材的生存道理。个人观点的教材,自有独特优势。细读这本60年前的教材,强烈感受作者读书之多、之杂、之精、之细、之活。

这本中国文学史的闪光点在于,钱老对中国文学的深刻理解,对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比较,对跨学科的有机融合,对中国文学的梳理,对中国文学的反思,对中国文学的生存氛围,均有不俗的见解。

譬如说,他在书中多次强调:

文学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

谈论文学史,应由史的观点讲文学的观点。

学习文学史一定要会比较。

所谓文学,不单有生命、情感,还要融入时代性。

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像行云流水、鸟鸣兽啼那样自然、纯真。

古诗十九首,开辟了平民文学的先河。

屈原解答了文学与道德问题,司马迁解决了历史与文学能否合流问题。

文学可从横竖两方面讲,横指地域,竖指时代。

……

当然了,据说对这本中国文学史有很多不同看法:书中详略布局有争议;没有学术规范语言,给人太随意之感;对文学大家的评议,有浓烈的个人色彩等……这些还是留给专业人士去争论吧。

民间有句俗话,叫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此说法,若引进对中国文学史书籍的评判,不失为一件趣事。读读通用的教材,品味这本钱老之言,另参考木心的文学史,三者对比的效果,呵呵,不用多言。

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啊,十几亿人的民族,出上几个木心、钱穆,天会塌下来吗?多不多?不多吧。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二):“一个人”的文学史

钱穆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一代通儒,著述颇丰,其在历史、经济、哲学等方面均有深厚造诣,但个人却坦诚,最爱的是中国的文学,令人不禁好奇,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中,他会如何谈起他所爱的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的历史延续数千年,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审美、丰富的形式著称于世,但是惟其如此,也格外难以把握文学之历史发展的脉络,而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文学史》提纲挈领,不落窠臼,得一“简”字,就如先生在书中谈及中国文学的炼字一般,书中知识点并不冗杂啰嗦,自诗经始,至明清章回小说终,历数诗、赋、散文以及词、曲、小说发展脉络,将文学做为一个整体做来研究,就可看出其间的传承与演化,也就能看出何为主流何为支流,莫要小瞧了文化的历史,历史本身对于未来有其指引作用,只有厘清了文化的渊源与变化,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根,不致偏差。

而本书也尤以其“个性”取胜,看惯了四平八稳的历史之后,再看此观点鲜明的文学史,不仅拍案叫绝,或许你不喜尊崇儒家,或许你不爱汉赋,也可能你并不能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这样的一本书却展现了作者独特的文学史观,也激发出了每个读者内心的观点,就如钱老先生在结论中所说:今日只有共同的意见,而无共同的问题。如果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到了新的观点,也促使读者思考关于文学的新问题,那么就是成书的一大成就了。而钱穆先生其以一代宗师的身份,偶然指点一二,已经令人受益匪浅,如著史的两个要点、最好的诗是超脱时代与个性的、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对儒家思想的解读等等,都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而他提到: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更是如黄钟大吕一般,实是治学良言。令人不禁思考近代文学研究之得与失。

同时,这本书也可以培养出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真正的热爱,教导读者何为中国文化之美,在经历了太多教科书式的古板讲述与过度讲解之后,实难有心情去感受文学之美,而钱穆先生为了激起学生的兴趣,也在文学史之余,为学生上起了鉴赏课,诗、赋、散文的名篇佳句,在先生的讲解中,品出不同的味道,虽然中国文学难脱其政治根源,但亦不乏真挚佳作,诗之苍茫万象,词之婉转悠扬,散文之千变万化,都将人带入独特美好的意境中。

这本书的缘起也颇具传奇色彩,钱穆先生流落香港之际,潦倒艰难中亦心系中国传统文化,遂创立新亚书院,令一干同样潦倒困苦内心失却方向的青年们“鼓起勇气”抵抗无情的生活,本书的记录者叶龙就是其中一员。故此,这本书才能得以面世,文学与思想本身的薪火相传令人格外动容,本书称“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字”固然令人沉痛,而这本书本身更像一束燎原的火种,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寄望,就如先生在课中反复提及的: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既是一种殷切的盼望,也是一种鼓励,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希望后人能够写出这样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对于文学的热爱。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三):《中国文学史》

准备看之前是觉得章节清晰,章节之间较为独立,适合断断续续地看。当读到建安时期文学时,钱先生的观点特别引人注目,对曹氏父子在文学上的造诣给予了我从未触及的肯定,极为有见地。到唐宋时期以后,十分有趣,把那个时期的诗词大家之间的关联及趣闻轶事穿插在文学发展史的其中,读来甚是欢喜,倘若我们的义务教育语文老师们,能通过这种方式,“复活”古代作者,想必课堂上也不会呵气连天、睡到一片了。在本书最后的“跋”中,才得知,钱穆先生是在特殊时期在香港创建了“新亚书院”,而且是面对着白天务工,只有晚上能去上课的“难民”讲授这些粗俗易懂的文学史,让我们这些接收所谓12年高等教育的士子实在汗颜。不止是文章最后对传统文学和文学史的立说著学,我们的传统文学发扬与传承又在哪里?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四):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雜感

原以為先生畢生只專注“史學”,拜讀葉龍先生的書后,方知先生治學之廣袤,現在一想,先生治學旁及“文學”也無可厚非,古人治學從未有學科之界限,唯西學東漸以來方有門戶學科之壁壘。再者,古人治學重在“觸類旁通”,所謂“文史哲不分”是也。該書是先生執鞭新亞所作,嚴格說來應是先生平時上課講演“信口開河”“信手拈來”之“述”。夫子“述而不作”,其弟子俯仰熟記,備之以忘,故《論語》得以流傳千載,與日月同光。今先生之機鋒有“好事者”盡心暗誦,令我輩有此機緣曉識先生對“文學”之見解。該書當時之受眾主要為夜大函授之民眾,故小子認為該書只可作“入文學門徑之階梯”,與今掃盲普及無異;但書中之片語隻言卻如德山棒喝,令吾輩有撥雲見月,柳暗花明之感。先生學識淵博,體大龐雜,此書非有一定文學功底者方能窺視其中之一二真諦也。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五):以死者之心写古人

1.文学的起源是诗歌,亦即韵文先于散文。

2.《诗经》大概由西周起,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有直言爱情的,有香艳之诗,孔子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3.东西方文史相较,东方重散文,次为韵文。西方散文以小说为大宗,东方以历史。散文体的《尚书》,《诗经》为韵文
两者并重。《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春秋有三传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

4.《论语》是其弟子记录其言行与其弟子言行的书。《楚辞》中屈原文章最多,《汉赋》,汉代乐府,汉代散文《史记》。秦议是政治上的应用散文,诏令是政府写给民间,只简单写几句。汉代五言诗,建安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唐宋古文。

5.文章分类:文学的内容;文学的对象;文学的工具与技巧。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六):一些笔记

中国文学史

文学的起源是诗歌,韵文先于散文。

尧《击壤歌》、舜《卿云歌》

兴观群怨:“兴”是有开放启发启示之意,凡见任何物均可以开启心胸;“观”指人生观、宇宙观;“群”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使能适应社会。因诗经是天人合一的,读了诗经,即使怨也会怨得得当。

西洋的散文以小说为大宗,中国的散文以历史为大宗,因中国向来以史当做文学看。

我国文学史上,韵文和散文之演变各有不同之现象,即韵文是渐往艰深的路上走,如《诗经》易读,到屈原的《离骚》《九歌》则较难读,再进而到《两都赋》《两京赋》则更难读;至于散文,则其演变之趋势是渐往平易的路上走,《尚书》难读,到《左传》则较为平易浅近了。

楚即淮阴,初在湖北。当年楚怀王败于秦,楚人逃到安徽寿县一带,此时之楚人经过大迁徙,已变为安徽、江苏人。战国末年之楚已在江苏安徽一带,长江下游为楚,汉高祖亦楚人。

南方气候好,可以常过户外生活,并有各种舞蹈,因是多神论的,却并无固定的系统;北方的舞蹈却是有大系统的,敬神而统一的,较严肃而刻板。南方重水,有水神;北方重山岳,拜山神。

凡此水通彼水的均叫洞庭。据说太湖也叫洞庭湖,“洞庭”是个通称,是普通名词。正如“大山宫小山,霍”小山为大山所围作“霍”

《楚辞·渔父》中“宁赴湘流”实指汉水。“汉”天水之意,亦即是襄水,襄水又叫沧浪之水。

华山之“华”说明此山如花一般有五瓣;岐山之意是二山相并;衡山说明横亘一排;昆仑之意是重叠之山。

杨雄著《太玄》,寂寂草玄,桓谭说看不懂,杨回答后世复有杨子云必好之。直到宋代司马光特别爱《太玄》,他仿作一本,后人亦读不懂。“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人生忽如寄。

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

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

徐陵《玉台新咏》中谈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有八九首系枚乘所作。而钱穆先生认为古诗十九首出自东汉无疑。

东汉时期可以说是个人的觉醒时期,也可以说,东汉时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古诗十九首》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只讲日常人生。

中国文学是带有教训性的,是上层的、政治的、内向型的。西方文学则是下倾的、向外开展扩张的,且说都会性的、外向型的。

建安是东汉献给的年号,由初平四年改为建安,曹操带献帝迁都至许昌。

王粲爱听驴叫,曹丕带领百官参加他的丧礼,带头学驴叫为他送别。

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上是理想。 《论语》

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

初唐:618-712唐高祖武德元年到唐玄宗李隆基,期间经过14年武则天称帝。

盛唐:713-765唐玄宗开元元年至唐代宗李豫永寿年。

中唐:766-846唐代宗大历元年至唐武宗李炎会昌六年

晚唐:847-902唐宣宗李忱大中元年到唐昭宗天复二年止。

618-906天佑三年止。)

王维信佛,李白信道,杜甫信儒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中国文学最大的观点是带有政治性而并不独立,是为促进人类文化的工具,用文以载道,政治并属人道中的一部分。

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孙。

韩愈《谏迎佛骨表》、《送李愿归盘谷序》、《滕王阁记》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归时休放烛花红,归踏马啼清夜月

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凡事一首好的词,词中不宜表露其身份。

唐宋时妓女均通文字,会唱词。

学文学要不怕老旧,要能传承保留。今日人们陷落于物质生活中,已不出人才了。

王实甫“词曲中思王太白”思王指曹植

南曲戏文发祥地浙江永嘉,“南戏之祖”高则诚

中国古代故事、神话、小说、笔记皆非文学。

今日青年应能看懂两千年前的国文,又应能看懂五十年前的英文书,才合水准。如欲在学术界做自由人,一定要花三五年时间通读中英文。如要在学术上能自由、能独立,必须要读书才是正路。

今日中国的人生实感枯燥,实足惋惜。

钱穆先生认为:白话无施不可,惟不宜抒情耳。中国人以诗为戏,散文做得好是可以抒情的,但用白话文抒情的则不易见到好文章。

中国的戏是动作舞蹈化,讲话音乐化,化妆绘画化,集三者于戏剧上。

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

学术应该讲知识而不能用意见,学术是根据知识而非对意见的投票。意见可以问人,但思想不要问人。

一个人的本领与长处要自己去发现,但不要表现。

做学问就是要献身,要贡献出来,这是一种牺牲。如果我们努力做学问,就会感到时光不够用,到此状态时,就进入了做学问的大门,到了年龄一大,就会感到精力不够了。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不求人解,如同行云流水,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时候,也当如此。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七):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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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易云音乐上断续听完,阅读者“泳圈老玉”的声音温润平和,别有味道。其实这本书的名字中这个史字颇可商榷,说是个人随想录更好些。边听边想象钱老先生眯缝着眼睛面对一群青皮后生回忆平生所学诗文的感想,真是很美好的场景。檐外香江浪奔,北望神州陆沉,红旗漫卷,风雨飘摇,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想必是时时激荡在心头的

宾四先生号称民国四大家之一,也有人誉其为最后一位通儒。之前读过两遍他所著的「历代政治得失」,确是博古通今,如渊如海,知道了许多典章故事,可反复品读。这一本小书的篇幅并不大,一路从诗经讲到明清小说,叙述中每每穿插家国自豪、臧否人物文论体例,倒也自成一派。和当年读唐德刚、曹聚仁时感受到的民国学人风味差相仿佛。读来常会产生出莫名的亲近感来。

和「文学回忆录」类似,这本也是老师讲述,学生笔记手稿历经多年后整理而成,字里行间便相较正史流露出更多温度,有许多学生回忆师长的脉脉温情在。

前不久电视节目「诗词大会」大火,也许正反映出文化的没落,能快速背出几首诗便可称才女,那题库里有几千万套棋谱的Master应该叫什么呢?乔布斯说:苹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一直努力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所以他年轻时在里德学院学的字体设计、在印度的流浪、跟从乙川弘文进行的禅修,还有终其一生对鲍勃迪伦的热爱都使他在面对另一个巨人比尔盖茨时可以底气十足的宣称:微软缺少的不是技术,是品味。

而所谓的品味从何而来?也许就源于文学、历史和乐舞等众位缪斯掌管的人文,就源于令钱穆终身回味无穷的那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中蕴藏的情境和意象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八):功夫在书外

好的老师,可以娴熟地传授知识,更好的,同时会指出做学问的路径,再好的,会散播一种情怀和信念。

钱先生都做到了,在这本书里做到了。

什么是完美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是美的体现,对于美,每个人的趋向不同,故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标准。写出大家都认可的,不抹杀少数人喜爱的,这不算难。

问题是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想法不同了。古文到白话文的转变,在事实上割裂了文学的传承。看古书已经是少数人的专有技能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

十余年前,读钱先生《师友杂忆》时,才明白,钱先生为什么能有此成就,功夫在书外——

“怀天在沪求学时,最崇拜其师吴在公之。公之日常言行,及其讲堂所授,怀天时时为余称道,纤细弗遗。年假后,怀天回校,携带佛书六七种,皆其师公之为之选定。盖因怀天丧母心伤,故劝以读佛书自解耳。余在教师休息室中一桌*西窗,坐南朝北。怀天一桌在余座后,临南窗,坐东朝西。怀天携来之佛书,余亦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祖坛经》。余之治佛学自此始。

余时正习静坐,已两三年矣。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尸体停堂上,诸僧围坐诵经,至深夜,送殓者皆环侍,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复知觉。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始披衣起,出至堂上。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倘时得此境,岂不大佳。

回至学校后,乃习坐更勤。杂治理学家及道家佛家言。尤喜天台宗《小止观》,其书亦自怀天桌上得之。

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余性躁,愈禁愈起,终不可止。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返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返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乃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

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轻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大解放,快乐无比。

如此每坐能得此片刻即佳。又渐能每坐得一片刻过后又来一片刻,则其佳无比。若能坐下全成此一片刻,则较之催眠只如入睡境中者,其佳更无比矣!余遂益坚静坐之功。

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九):在钱穆和木心之间,我选择前者

“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它起源于西洋,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由此推论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也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从钟嵘的《诗品》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再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乃至萧统的《昭明文选》,无一不是在讨论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而且这些由文人写就的文论也好、编纂的文选也好,无一不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治文学史的一个传统。

从这一点而言,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也与以上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和传统意义上讲求体例完整、逻辑周全的教科书式文学史不同,这是一部属于一个人的、有强烈钱穆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家、教育家,被称为“一代通儒”,更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该书的内容,是钱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期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课堂笔录,由当时课堂上的叶龙先生记录并整理成书。一直以来,人们对于钱穆先生治学的成就,更多关注于史学方面,在《钱宾四先生全集》中,论及中国文学史的文章篇幅也不多,通过这本《中国文学史》,让我们发现了他学术成就中一个为人知之不多的方面。

钱穆先生对于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命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诗经》中的“赋、比、兴”之辨别,几乎是每个中文系学生的“开蒙第一课”,往往为分清哪一句是“赋”、哪一句是“比”、哪一句是“兴”搞得焦头烂额。钱穆则认为,无论是赋、比、兴,均有“物”和“情”两字,并进而认为,这三种修辞手法都是在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

再如他对建安文学、特别是曹操父子的推崇,更是突出。一直以来,受到《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影响,曹操被简单定义为“一代枭雄”,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少有人做深入论述;而在曹丕曹植兄弟之间,寻常人又往往出于“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的心理,褒子建而贬子桓,再加之“七步诗”等民间故事的影响,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一直被忽略。钱穆则对曹操和曹丕大加褒扬,认为虽然曹氏父子政治上为领袖,但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曹操的作品“毫无拘束、绝无私隐地直抒胸臆”;曹丕的《典论·论文》一篇更是“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将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寄于如此地位,当属罕见。

至于对孔孟老庄的评价,钱穆的语言也是非常直白有趣——“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扣不鸣。庄子则是玩世不恭。老子认为有些人不配和他讲,墨子则一定要讲到你明白。”形象生动、便于记忆。

事实上,除了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近年来也出现了几部由所谓“大师”口述、弟子笔录,不求全面,带有强烈主观个人色彩的文学史类书籍出现,但多流于语言上的玩机锋、抖机灵,对于文学史人物、作品的臧否,又失之武断和感情用事,多数判语深究不得。

由此也更显得钱穆的难能可贵。诚然,他的论述中有不少新观点、新判断,但其背后,都是有充足的史学依据,甚至是讲者全部的国学素养作为支撑。鲁迅先生曾评价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指《史记》作为一部“史”,兼具了文学上的美感;从这个角度而言,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则是《史记》的某种“镜像”或者说“互补”——作为一本讨论文学风格流变、文学价值递迁的“文论”。它同时兼具了“史”的严谨与客观。

比如,他开宗明义,便强调了历史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

再如,他以丰富的史地知识,论证了《楚辞·渔父》中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里的“湘流”实指“汉水”而非“湘水”,这些都是钱穆的博学广识之处。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及: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鼓励。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只和钱穆及其学生有关的文学史,揣摩钱穆先生的用意,当是希望后人能够写出一部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对于文学的热爱。

作者:头条号 / 虫鱼的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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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十):那是钱穆的中国和中国文学史

本来想说的是钱穆先生,可还是想先说说叶龙先生,这位钱先生的高徒,如果没有他一笔笔记录又一本本留存的课堂笔记,这本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无缘面世。

1953年,25岁的绍兴青年无名小辈叶龙和虚岁60的名满天下的无锡人钱穆在课堂上的一场结缘,开始了他们今生的相遇相知。如果没有60年后叶龙的悉心整理与鼎力奔走,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也无从得见天日。读到刘悠扬先生在钱穆《中国文学史》中的附记,是在纵览全书之后的一场心潮澎湃,当年倾家荡产维持新亚学院的钱穆先生怎会料到,在他的学生当中会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守墓人”,将他的心血接过,薪火相传。他们之间传接的,绝不仅仅是一部中国文学史,更是中国文人的一曲高山流水。

《中国文学史》的由来本身就是文脉相传的传奇之作。恰如中国文学在几千年之间的跌宕坎坷,却又一念不绝。忽然就生发了这样的感动,因为书,更因为书后的人。

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讲到了明清章回小说,跨度几千年。在钱先生的眼中,却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他给到的读诗经的方法就是,“先要养成自己的性灵”。这是之后钱先生强调的“永远是活的文学”的发端。对意境、情趣的推崇,在钱先生的品评中随处可见。如《清明》一诗,钱先生认为,“路上”两字,用得极好,“实际上是描写想家,却写得空灵而非具体”。他对建安时代曹操父子的推崇,更是突出。他认为虽然曹氏父子政治上为领袖,但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尤其是曹丕,更能看出其文学价值。“中国有真正的文学当自建安时期开始”,在各个文学史论中,将建安文学寄于如此地位,当属罕见。

至于对孔孟老庄的评价,钱先生的语言着实直白有趣——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扣不鸣。庄子则是玩世不恭。老子认为有些人不配和他讲,墨子则一定要讲到你明白。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在这个基础上,钱先生做了一步步的推进,“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刻意的写作就落了下乘。虽然文学是时代的,有情感、有生命的,但“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字,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能达到这样四角齐全的标准,那也真是不易。

谈到诗作,“孟浩然诗中有人,但陶渊明、王维之诗已将人抽掉,即是不将自己摆进去,此是一大优点。”“陶渊明性格如虎,极为活跃。杜甫则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但杜诗变成了史诗”。说到文人的趣闻轶事,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但若由此认为钱先生的学问是旷达轻飘一路,那是大大的误解。所谓通儒,名下无虚。

对楚辞的分析,钱先生从南北方的歌舞着手论述,道出陕西人的歌咏和楚地的不同。对汉代《古诗十九首》的剖析,则从节气历法切入,指出一个版本的注解的矛盾之处,更让人称绝的是钱先生基于对东汉魏晋时期丧葬风俗的了解,考证了其中一首作品是东汉作品无疑。回到对初唐和魏晋的比较,又从人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阅历入眼,以至于对杜甫的评析,是将他的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其作品进行逐一细分的。

如此学问通达,难怪老爷子有资格喟叹:“五四提倡白话文后,再无文学可讲,大学只是讲语言、甲骨文和人物作品的考据,大学里就没有文学了”。他的要求是,“今日青年应能看两千年前的国文,又应能看五十年前的英文书,才合水准。”

要想在学术上能自由、能独立,扎扎实实读书、做学问才是正路。一味地“硬是要新奇,要创见,这只是无知识”。最后附上钱先生的一句话,我们好好品品——“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

那是钱穆的中国和中国文学史。

大师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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